RFA 2019-02-26

本周，全球媒体都在期待几个重大新闻事件如何展开。一个当然就是即将在河内举行的「特金」高峰会。*一个是美中贸易谈判时限已到，是否延期，会否因其他事件，比如朝核问题最新发展而生变？再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危机会否严重升级，成为美俄博弈的新热点？在美中两国政治方面，也有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随时发生的机会。美国方面，「通俄门」调查已进入后期，新司法部长上台意味著一场围绕调查结果展开的政治大戏正在拉开序幕。而中国不仅又到了「两会」时期，而且，习近平以甚么样的「治国方略」来应对特朗普的「非常规」打击带来的美中关系新格局？也到了要「亮相」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最近发生的「王法官自盗案卷」的奇案所引起的舆论震撼，竟然超过了正在紧要关头的美中贸易谈判，说明这一新闻背后，有事关大局的政治意义。

这些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无疑强化了许多人「天下纷纷，真伪难辨」的乱世感，同时也指向了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在如今这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占据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强人政治，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吗？比如，特朗普和习近平看来确实都希望在贸易问题上成交，但他们能做到吗？特朗普上周在白宫见刘鹤及两国谈判代表，毫不在意地公开了他与美方首席代表莱特希泽的重大分歧，著实令中国的反美势力兴奋了一把。他们认为习近平「硬著头皮顶住」的策略终于成功有望，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打不下去了。对于那些信仰好死不如赖活著的人来说，这也就意味著「中国又赢了」。但那些寄希望于特朗普压中国「结构改革」的人不这样看，他们仍在期待贸易战会推动中国靠内力无法推动的改革，比如说，开放网禁。

哪一种期望将更贴近未来的真实？或者说，哪一种人会在强人政治主导的「后真相时代」感觉更好？我的理解是，「后真相时代」的本质是旧的意识形态话语失灵的时代，这不等于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现代价值已经失去意义，但确实意味著必须创造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才能重构基于这些价值的新秩序。在此之前，感觉好的只能是那些从苟且人生的哲学中获利的人，而不会是那些为「良知」所苦的人，更不会是那些富于「正义冲动感」的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

不过，与意识形态大显神威的冷战时代不同，在当今传媒环境下生存的政治强人，感觉并不好，这也是「后真相时代」一个重要现象。有人把他们的状态形容为「政治凌迟」，原因之一，就是没人像冷战时代那样，真把政治强人奉为神灵。当今世界的强人虽然仍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和灾难，但他们加害于人的能力也受到资讯发达的极大限制。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陷入了「皇帝并无新衣」的窘境。

政治强人不可期，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从何而来，新的政治秩序如何建构？我还看不到答案。但我相信，尽管中国有很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但不是没有机会。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一次被许多人所忽视的知识大跃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不仅第一次与西方文明站在同一技术平台上，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更具普遍性。

尼珂莱特 @nikelaite
那典典能不玩烂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什么，何女士可以详细讲讲嘛。 https://twitter.com/HeQinglian/status/1100415840695042048 …

He Qinglian@HeQinglian · 7小时7小时前
1、人口少；
2、资源丰富；
3、遇上二战后世界长期和平，搭便车；
4、福利制度设计合理，不象法英两国养了大批福利蛀虫（某教移民）；
5、本国经济结构合理，资源产业、金融业、军工产业都发达；
6、政府能够调整投入，改变劳动参与率，形成经济正反馈；
7、发现政策不合理时，能及时调整；
8、人力资本水平高
这是我看了20多万字的资料以后，总结出来的部分结论。每条后面需要大量资料佐证。
最大的忧虑在于这些条件有些是易变的，一改变，这个模式就难以为继。但是，这些国家的特点是船小好掉头，负担不重。
桑德斯主张的是北欧社会主义，川普今后的重点不是批委内瑞拉，而应该研究美国为何学不了北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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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ic 城外  @wokbot · 5小时5小时前
國民的價值觀也至關重要。濫用福利制度的人口比例極小才行。而絕大多數國民把自食其力作為人生的信條，並對弱者有強烈的同情憐憫之心。
而這一點不是制度所能控制和左右的。

zhix @Wu_Zhi · 4小时4小时前
比较单一的人口结构，也是个要素。现在瑞典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要继续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可就难了。

He Qinglian @HeQinglian · 4小时4小时前
你说的是。
BBC那部纪录片，访问了20多岁的瑞典出生的伊朗人，说无法融入社会，在瑞典人眼中，他们就不是瑞典人（好象这个问题法国也有）。一些研究也提到近年人口结构发生大变化这个问题。
但任何问题的显化有个过程，目前还刚刚开始。更重要的是，它的邻居及法德几国都有这问题，比它严重。

zhix @Wu_Zhi · 4小时4小时前
各族群融入得花很长时间啊，还需各方都有诚意，有共同的底线。若没有，那就糟了，法国的今天也就是德国或瑞典的明天。

He Qinglian@HeQinglian · 3小时3小时前
以下思考供你参考：
希腊城邦的古典民主令人称羡，其自由人（公民）是由非自由人即奴隶劳动供养的；罗马曾经强大富裕，公民生活体面优越，也因有大量非公民与奴隶劳动供养——这种劳动是强制的。
现代西方自二战后发展成一人一票的福利国家，成为纳税公民供养另一部分不纳税者，政治正确是强迫力。

He Qinglian @HeQinglian · 13分钟13分钟前He Qinglian 转推了 zhix
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二战后，欧洲建立福利体系的共同基点：
1、基本都是人口不多的资源富国。
2、独立政治经济实体。
莱茵河地区模式（德法）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国）
地中海模式（意大利西班牙）。
基本做到：1、在就业保护上比较适度，2、在失业救助上除英国外都比较充分。
现在权责不对应。

zhix @Wu_Zhi 回复 @HeQinglian @wokbot
如果在主权的范畴里谈福利，还好说，但现在的西方福利制度所涵盖的面大规模地扩大了，纳税人就那么多，不会因为大规模移民就增加多少，支出却大大增加了，那岂不是加速财政破产？！ 福利本身是国民的要求，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一旦民主制度垮了，福利制度也就瓦解了。极权有时也搞福利，但那是皇恩浩荡

下午 2：35 2019年2月26日

zhix @Wu_Zhi · 30分钟30分钟前 回复 @Wu_Zhi @HeQinglian @wokbot
没了主权概念，就没法谈宪政选举税收和福利，权责对应无从对应啊。哈哈，难道无政府状态是人类理想社会？西方左派在世界还存在多数的主权国家时居然热衷于瓦解自己国家的主权，非常滑稽又可悲。 更何况瓦解的对象居然是权责还能基本对应的民主国家，而对于极权国家他们却卑躬屈膝，满足于人质外交。

VOA 2019年2月27日 00:27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欺骗联邦政府、获取科研经费，去从事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的罪名成立。

维吉尼亚州西区联邦法院首席法官乌尔班斯基上星期裁定，张以恒一项阴谋欺骗联邦政府、三项伪证和一项通过作伪证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

张以恒曾经是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教授，2017年被控以其成立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为名，欺骗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申请上百万科研经费，用于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

起诉说，张以恒带领其实验室的两名中国研究生利用该公司2015年7月开发的低卡代糖技术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能源部申请了上百万科学经费。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和研究员。

张以恒的辩护律师说，美国政府起诉张以恒是对中国及其窃取美国技术和科研成果的猜疑。

张以恒曾经入选天津的“千人计划”，这个计划是中国政府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门设立的，目的是以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法庭将择期对张以恒刑期的进行量刑宣判。

金鸣 @96JgzxYiYEqvHFB · 9小时9小时前
【文革洗脑重来 “大喇叭工程”遍农村】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据德国之音：中国在多省的两百多个市县推行“新农村大喇叭工程”，以进行中共洗脑宣传，“大喇叭”这一文革特有产物重回互联网时代。

下午12:03 –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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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洗脑重来 “大喇叭工程”逾200县市

RFA 2019-02-26

河北正定农村的“大喇叭工程”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重要宣传工具，成为不少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模式再度出现，并且在短时间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音喇叭为何再度在中国社会受到重视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音喇叭在中国随处可见。红色歌曲以至歌颂领导人的口号透过这些喇叭，传遍大街小巷，老一辈的人对这些情景记忆犹新。 时隔数十年，同类广播系统正卷土重来。

名为“新农村大喇叭工程”的项目近期正式展开，以河北石家庄为试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至全国10多个省超过200个县市。

“工程”以“党管、民用”为宗旨，以“政府引导、专家指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为运行机制，每天早、午、晚三次广播。官方形容，有关节目对于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传播不同领域的知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辽宁维权人士祝先生所在的农村近日也安装了大喇叭。

祝先生：“遇到敏感时间大喇叭响个不停。总之是在宣传政策。每个角落都听得到。”

河北保定市约有2千名居民的蔡桥村，村内安装了6个高音喇叭。姓黄村民的寓所离开这些喇叭约有数百米。他承认，日以继夜的广播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

黄先生：“有事就经常广播，比如通知村民办什么证件等等。按道理说，没有喇叭还是比较安静，大喇叭确实有扰民的嫌疑。我们家离大喇叭大约有300米左右，（声浪）也有好几十分贝吧。声音很大的。”

高音喇叭对村民造成严重滋扰

文革时期，高音喇叭被视为“洗脑工具”。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说，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他相信，当局安装大喇叭还是出于同一目的。

章立凡：“强化洗脑，强化政权对基层的控制。从基层抓起，加强执政党对底层的控制。也没有什么新意。反正喇叭一喊全村都知道。不管你想不想听，可是都得听。”

但他说，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大喇叭使用不当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章立凡：“大家已经不习惯这种很原始的宣传方式。农村的通讯工具也比较发达。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噪音，会打扰大家的日常生活。”

当局正争取在明年底之前，把大喇叭推广至全国30万个地方，却没有提到会否在城市装设。

章立凡：“因为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汽车喇叭都不能随便鸣笛了。那在居民社区搞这种东西肯定会受到抵制。现在社区一般是透过微信群来发通知。”

章立凡说，除了微信群，当局还强行推广名为“学习强国”的APP，宣扬最高领导人指示等重要信息，并透过积分制等赏罚手段变相强迫手机用户收取信息。

记者：高锋/责编：胡力汉/嘉远 网编：郭度